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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源: | 时间:2018-10-19 15:20:50 返回列表
每当在资讯中看到金碧辉煌的圆顶清真寺，我就会不由自主地想起我作为企业员工在以色列工作的日子。回首那段没日没夜工作的时光，也是飞速成长的岁月。
1995年，刚刚入职第21天，人事部就通知我：派赴以色列工作。
登上飞机的时候，我的英语还是磕磕巴巴的“来是come去是go”，下飞机时，已经是peace process("中东和平进程")中方首席了。就这样，我来到了我的应许之地。
直到1996年，沪宁高速才开通，以色列则遍布高速。路盲初到，可怜出门都不敢。然而工作不等人。我是作为财务外派到以色列的，却马上当了翻译+包工头。虽说“不会英语的财务不是一个好工头儿”，但一个原来根本没到过工地的懵圈到一个非英语国家去搬砖，头不是一点儿大：大家当时的合作外方分别是以色列最大的国有建筑企业SolelBoneh和最大的民营传奇开发商Shuster，完全不同的套路：SolelBoneh严谨，厚厚的合同均是英文/希伯来文对照，Shuster则会把几张纸的希伯来文合同放到你面前，笑眯眯地说：“签字吧!把活儿干好了，否则这些都是废纸。”
好吧，反正我都看不懂，无论英希。再说得实诚点，中文的建筑施工合同，我也看不懂——本人工商管理+财务管理双学士，原来一直以为房子都是树上长出来的呢。一段怒学施工+建筑英语+希伯来的疯狂日子就此开始。
于是，FIDIC，初见。
这是一次完全源于误会的初见。FIDIC合同固然是国际咨询工程师联合会拟定的“全球抄本”，但几乎和具体施工内容毫无关系。也只有像我这样彻头彻尾的门外汉才会捧着《物种起源》去学养蚕。
绝知此事需躬行。现场真是个学习的好地方，工程上的事儿很快知道一二三了。我有现成的老师，因为我是工头。可我又得揣着糊涂装明白，问的时候还不能露怯，因为我是工头。现在回想起来，工人们第二天就知道我啥也不懂，不过还是很照顾我面子地一一告诉我啥是梁，啥是柱，啥是阴阳角……先干了一个装修工程，又干了一个主体工程。那个主体工程很牛，业主是本古里安大学。
我之所以要隆重推出业主本古里安大学，是因为我很快当了她的学生：本古里安大学有一个希伯来语班，只要是为大学工作的人(其实是指为大学服务的外籍教授)都免费。当老师问我是否符合来本班上学的条件，我向外一指：“我当然是为大学工作的，我在替她改大楼呢!”法国女教师(大家的希伯来语教师居然是一个法国人!)很顽皮地耸了耸肩，大笑：“好吧，反正大学给我开的工资是固定的，我不介意多一个来自中国的学生。你给我一个说明就行”。
当大楼封顶的时候，前来道贺的前总理沙龙(当时改任住房部长)和大家握了手。我也可以用希伯来语略略比划比划了。
FIDIC却是个大麻烦。初见的FIDIC是一本破破烂烂的没头没尾的近乎手抄本，它的主人是我师傅。我师傅是北师大英语系钱媛先生的学生，前新华社的编辑——我这么说的意思是，主要是夸他原来也不懂建筑，估计他以为房子是地里种出来的，所以才会那么用功地把一本FIDIC看得如九斤老太般皱皱巴巴。当他在若干年后主持世博会俄罗斯馆建设重任的时候，不知道还是否记得这本九斤老太。
FIDIC最大的特点是不会说人话。从句套从句的长句子比比皆是。我先得把中文弄明白讲了些啥，然后迅速发现我看的是另一种语言，然后再回头看英文……个中的痛苦，真是苦不堪言。
万万没想到的是，这种头昏脑涨的痛苦竟强烈到让我身患“斯德哥尔摩综合征”——我渐渐被其中强大的逻辑安排所深深吸引。在我最苦恼的时候，我偶然认识了兄妹俩：一个学法律的妹妹和一个学经济学的哥哥。他们都意外地给了我很多指点。他们都不懂建筑，也都没接触过FIDIC，但英语都比我强太多。偶然得知我的苦恼，他们把那本破书拿去研究了一通。之后，很快把其中的逻辑故事给我讲了一遍：他们是从法律的角度来看这本“经典名著”的，所以很有一种拨云见日、恍然大悟的感觉，觉得犹太人的智商不是一般的高啊!
在多年之后，我才知道当年得到的是多么豪侈的高人指点：当年的妹妹，现在是以色列有名的大律师，哥哥稍稍逊色，只能移居纽约：他被以色列政府任命为派驻世界银行的代表。
说实话，FIDIC对我在以色列的工作并没有太大的帮助：对于一个当翻译的工头+半个月做一次账的财务而言，FIDIC实在太高大上了，我接触的更多的是水泥砂浆的干活。命运埋下的伏笔要在多年之后才看得清楚。
1998年，学法律的妹妹要到中国旅游。我终于有机会给她当了一回中文老师。然后，靠着这几句希伯来文标注的英语，她从中国的北京、上海、西安，走到了松潘、凯里、鄂西…。回到以色列，她用她的相机给我看了一个我从未看到过的中国。
“苏，中国正在飞，而且会飞得很高很高。”这位法学院的高才硕士很认真的说：“中国会很需要法律人才，你可以试试学法律。”
“相信我”，哥哥在一旁说:“中国的经济无可限量，她很快会超过英国、法国、德国，甚至整个欧洲!你们会需要很多很多的法律人才。”
我苦笑：“我所知道的法律，就是那本破FIDIC——并且，那并是不法律。中国有句古话，隔行如隔山。”
“哦哦，那么，翻山过去啊!”我至今记得那一脸顽皮地笑：“你说看，你现在算在哪个行?翻译，工长，还是看账本的人(希伯来语中把会计叫做看账本的人)?”
几年之后，我通过国家统一考试入学南京大学法学院。误打误撞学FIDIC的时候感受到的逻辑的魅力，再一次向我施展她的魔法。
回首往事，感谢企业那么信任地把一个初出茅庐、未谙世事的毕业生派往遥远的国度并委以重任。感谢我的师傅。赶鸭子上架并不难，只要你使劲赶。大家三个驻以色列的代表最多管理着近800人的施工队伍，管理的项目从埃拉特到特拉维夫到海法到圣城耶路撒冷。也曾披星戴月把跑了一天的pick-up停在路边倒头酣睡，也曾月光下在波光粼粼的加利利湖上吃着烤鱼把酒言欢。在以色列交了很多朋友，他们中的大多数都陆陆续续来访中国，有的还一来再来。正是从他们惊讶的眼睛里，我看到祖国一天天的强大。
在一个雨后的清晨，我拨通了Beer-Sheva那个曾经无比熟悉的电话。
我告诉兄妹俩，我已经通过了中国统一司法考试，成立一名法律人。
我并没有告诉兄妹俩，中国的经济总量已超过英国、法国、德国，甚至整个欧洲。
因为，他们都知道。
（文章编辑：苏赞 本文荣获“江苏省国资系统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征文活动”三等奖）